建国后,毛主席曾评价聂荣臻元帅为“厚道人”,这一评价形容得十分贴切。聂荣臻性格温和、待人宽厚,几乎不对下属发火,治军风格温文尔雅倍加网配资,给人一种深厚的仁义感。张经武将军曾回忆,聂荣臻曾悄悄“帮”过自己:五十年代,聂荣臻担任代总参谋长时,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曾因为疏忽错发了一份文件,撤销了某团级部队。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,批评聂荣臻的管理失职,但聂荣臻始终没有透露是张经武的过失,默默为其“扛”下了责任。由此可见,聂荣臻不仅为人厚道,而且非常讲义气。
然而,到了1958年,军队在开展“反教条主义”批判时,聂荣臻却做出了一项让人意外的决定。他公开批评了一位自己多年的老战友——萧克。萧克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,实际上是聂荣臻的直接下属。聂荣臻一贯对下属温和宽容,对萧克也非常尊重,然而在他们共事期间,萧克的一项工作却让聂荣臻深感不满,甚至直接批评。
展开剩余71%1942年,萧克被调到聂荣臻负责的晋察冀军区,也就是华北军区的前身。当时,萧克在红军时期的资历稍微高于聂荣臻,且两人在抗战初期都是八路军的副师级干部。聂荣臻对萧克非常敬重,支持他在晋察冀的工作。萧克在此之前曾独立指挥冀热察挺进军,由于后勤问题和民众支持不足,部队最终难以为继,撤退后,萧克被派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。聂荣臻更擅长政治工作,所以在军队指挥方面给了萧克很大的权限。
当时中央提倡精兵简政,要求各根据地裁减冗员,以减轻百姓负担。萧克在冀热察时期深受冗员问题困扰倍加网配资,所以他支持这一政策。在晋察冀,萧克实施了“大团改小团”的计划,将大约2000人的野战主力团缩减至不足900人,甚至取消了一些营级单位,撤下来的士兵要么分配到地方部队,要么复员回乡种地。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地方百姓的负担,精简部队,提高战斗力。
聂荣臻对于这种做法并不完全认同,尽管它符合延安的号召,他还是不太赞成,因为根据地的条件比其他地区好,兵员充足,完全不需要这样大规模地裁员。经过减员后的部队,战斗力显著下降,甚至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屡屡败北,这让聂荣臻感到非常不满。因此,1958年在“反教条主义”的背景下,聂荣臻提到“精兵简政”时,便以萧克的“大团改小团”作为反面教材,批评其过于教条。
这一批评导致萧克被免去总部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职务,并最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人民军队,一直到一年后才在农垦部复职。其实,“反教条主义”本身有其历史背景,建国后的我军在许多领域模仿苏联模式,萧克所领导的部门在引进苏军教材方面尤为明显。到了1950年代后期,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变化,一些曾深受苏联影响的部门和将领遭遇了冲击,才引发了“反教条主义”的风潮。
除了聂荣臻,萧克与其他两位元帅的关系也并不完全顺畅。一位是彭德怀,萧克与彭德怀在军队正规化建设问题上曾产生较大分歧,尤其是在1958年彭德怀批判“教条主义”时,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萧克的问题。另一位是贺龙元帅,萧克和贺龙曾在红军时期和抗战中共事,虽然两人有过一些军事意见上的摩擦,但贺龙与萧克有亲戚关系,且1958年贺龙并没有趁机落井下石。
总的来说,萧克与聂荣臻、彭德怀和贺龙的关系,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,也充满了复杂的个人和政治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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